缓解了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局面

 新闻资讯     |      2019-08-13 10:55

  解决户口管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是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促进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为进一步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使户口管理制度在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户口管理政策。

  1998年7月22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中,对婴儿落户、分居夫妻户口迁移及城市落户等几个关于户籍制度改革重点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具体如下:

  一、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今后,新出生的婴儿可以在父亲或者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常住户口。对以往出生并要求在城市随父落户的未成年人,可以逐步解决其在城市落户问题,学龄前儿童应当优先予以解决。

  二、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对已在投靠的配偶所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公民,应当根据自愿的原则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三、男性超过60周岁、女性超过55周岁,身边无子女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可以在该城市落户。对因工作调动等原因在其他地区离休、退休的人员,需要返回原工作单位所在地或者原籍投靠配偶、子女的,应当优先予以解决。

  四、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具体工作由公安部先行组织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管理如此庞大规模的人口数量没有任何可借鉴的案例。户籍制度是中国自己摸索出来的人口管理办法。所谓户籍制度,是“指政府职能部门对所辖人户的出生、死亡、迁徙、婚姻等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回顾历史,户籍制度在不断的修正。时至今日,户籍制度改革依旧在进行中。户籍变革基本可以划分为 1958年前的宽松期、1958-1984 年的严格控制期、1984-2001 年的半开放期、2001-2012 年的各地分头推进时期以及 2012 年以来的中央大力推进期。

  1949到1958年,中国居民可以自由迁移。虽然1951年公安部发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公民迁出之前,必须在当地公安局申报,并注销户口,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方便管理。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作为工业的后备力量,农业的稳健也变得关键。由于发展工业的城市享有各种优惠,而理性人如同资本一样,具有逐利的属性,自然是“人往高处流”。如何设计人口从农村流往城市的硬约束便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当务之急。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的相关措施,第一次明确区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目的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从这一年开始,迁移权开始被逐步收归“国有”。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迁移权进一步修正,并逐步形成了当前的户籍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诞生于以农业为主体,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时期,政策的初衷是保证耕地的劳动力供给和粮食的充足供应。

  1978年的改革开放,也开启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缓解了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局面,致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原来以户口为基础的粮食分配制度被废除。与此同时,城市的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顺理成章。

  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贯彻落实,公安部门应允许有经营能力和技术专长的农民落户。

  1989年春节,第一次大规模的民工潮开始兴起,政府开始考虑城市的承载力问题,人口流动政策由松转紧。例如,1990年4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的第六条就规定:“合理控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减轻城镇就业压力”。

  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发展劳务市场的概念,要求建立健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机制和模式。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各级政府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1997年,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推行,规定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允许办理城镇常住户口。1998年,农民进城人数首次突破1亿。2000年后,流动人口政策从单纯的就业目标转向包括就业在内的安居、公共服务和城市融合等综合性目标。

  2001年3月颁布的《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标志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通知规定,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

  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户需求,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又一项大举措。根据文件内容显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从改革思路上看,户籍改革正在向取消户籍制度方向转变,户籍这个概念正从城市群自下而上慢慢淡出历史舞台。小城市将不再有户籍制约,大城市对于人才也不再适用户籍管理,区域人口之间的“差别”正在倒塌。

  从表面上看,各地方似乎在“抢人”,其实是在进行人口分流。北京和上海依旧在严格贯彻2,300万与2,500万常住人口上限的人口管制调控策略,其他中心城市也是人口流入的次要目标。ag娱乐平台而大城市、中心城市毕竟是少数,在全国两千多个县城中,一、二、三线城市总共就一百余个。大多数城市都面临人口流失的危机。

  根据恒大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人口大流动:3000个县全景呈现》报告显示,东部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从2001-2010年的285个增至2011-2016年的343个,占比从58.6%增至70.6%;中部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从2001-2010年的380个增至2011-2016年的399个,占比从69.5%增至72.9%;西部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从2001-2010年的584个增至2011-2016年的652个,占比从67.2%增至75.0%;东北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从2001-2010年的122个增至2011-2016年的163个,占比从70.1%增至93.7%。

  以“五普”和“六普”公布的人口数据来计算,1990至2000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跨省区迁移的人口数为4713万人,到了2000至2010年,跨省迁移的人数已达7929万人,跨省迁移的人数为所有迁移人口的三分之一。

  发达的东部地区自然也吸引着最多的流动人口聚集。从迁移率上来看,东部地区作为中、东、西部地区中唯一的净迁入地区,与2000年相比,2010年人口迁入率上升了5.77‰,人口净迁入规模持续扩大。其中,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大城市成为人口密度变大,即人口净迁入较大的地区。

  作为对比,中西部地区人口净迁出数量成倍增长,人口迁入率也是最低,且人口净迁移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2010年,中国全部迁移人口中有48%的迁出人口都来自中部地区,除内蒙古在“六普”时期成为中部地区唯一的人口净迁入地区之外,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均为人口净迁出地区。

  来源:津云(参考资料:中国改革论坛、中国改革网、中国经济周刊、网易新闻等)

  来源:津云(参考资料:中国改革论坛、中国改革网、中国经济周刊、网易新闻等)